郑计寿

一、前言

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自唐朝贞观九年（公元635）景教传教士阿罗本来华宣教算起，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了，期间历经几度兴衰。在近代西方殖民扩张浪潮中，基督教也如影随形，走进了非洲、美洲、和亚洲的广阔天地。19世纪中叶基督教大规模传入中国内地，也和西方殖民者武力征服中国相联系的。正是由于这种出身，基督教被中国老百姓称作“洋教”，这顶帽子一戴就是百余年。至今基督教在中国仍然被国人视为洋教，而不能成为多数人的信仰。究其原因，虽不止一端，但基督教本身所沾染浓郁的西方色彩，当为其中的原因之一。今天，基督教已经成为中国大家庭里的一员，但要真正实现中国化，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达到水乳交融的地步，恐怕还有较长的路要走。中国基督教的复兴要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之中，如何更好的消除“洋教”的帽子，将信仰融入当地的文化，就要思考基督教“本色化”的议题了。本文通过对“本色化”概念的初略探讨，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教会，为回应反基督思潮的运动而热议的本色化运动开始，反思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中国化之路。

 

二、何为 “本色化” 中国教会及基督教“中国化”？

      近年来，基督教中国化的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普遍的重视，“本色化”（Iidigenous）一词，虽被广泛的引用，但学者却有不同的理解：“基督教中国化”（Sinolization of Christianity）是相对于以往惯用的“本色化”（Indigenization）、“本土化”（Localization）或“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等词而言的，在笔者看来，这几个词主要属于“教会的概念”，即主要是“教会的学者”用来讨论基督教如何适应传入地的文化背景或社会处境的。从基督徒基要信仰立场为出发点，“本色化”是指：基督教基要的道理，是一成不变的，它适用于任何时代、任何地区、以及任何民族。但对这些基要道理的宣传方式、以及如何教人了解方法等宣教策略，并非一成不变的；也就是必须针对某一时期、某一地区，而制定：“安时分粮”、及“因地制宜”的传道策略。

何为“本色化中国教会”？中国教会史学者王治心认为：就是改造西方化的教会成为适合中国人民的中国教会；这种改造并不是动摇基督教的真理，不过使中国古文化与基督真理融合为一，使中国基督徒的宗教生活，适合于中国民情，而不至发生什么隔阂。近代基督教教育家刘延芳则认为：中国的基督教会，要正能服务国民，重生社会。也就是说作为本色化的基督教会必须与中国社会相结合，并吸收世界文化。

作为中国教会的主要推动者与领导者的西方差会与传教士，对于中国教会本色化又是如何解读的呢？1922年美国新教差会负责人穆德，在主持当年于中国的全国基督教大会时，发表了《教会宣言》，此文的观点代表着大部分西方传教士对本色化的理解。

我们对于西来的古传仪式、组织，倘若不事批评，专做大体的抄袭，卑鄙的摹仿，实在不利于中华基督教永久实在的建设，……所以我请求国内耶稣基督的门徒通力合作，用有系统的捐输，达到自养的目的：由果决的实习，不怕试验，不惧失败，而达到自治的正鹄；更由充分的宗教教育，领袖的栽培及挚切的个人传道，而达到自传的目的。

我们宣告时期巳到，吾中华信徒应用谨慎的研究，放胆的试验，自己删定教会的礼节和仪式，教会的组织和系统，以及教会布道及推广的方法。务求一切都能辅导现在的教会，成为中国本色的教会。

综上所述，所谓中国基督教的中国化、本色化、处境化，就是使基督教完全摆脱西方色彩，彻底中国化。一方面建立自治、自养、自传教会，一方面建立起“藉着出于本土环境的文化范畴将基督教的道理表达出来”。基督教的中国化不仅要与中国文化相结合，还要与中国社会相结合。

 

三、非基运动与本色化路线

福音一来中国，便有本色化的实践，真正使“本色化” 成为中国教会“热门”的议题，应当从“非基督运动”之后开始。 

1922年3月，一群上海学生以 “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为名，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借用中国的大学校址召开会议，并发表声明说：“宗教是不合科学的，宗教是阻碍进化的；并攻击基督教是文化上的侵略，为资本主义殖民政策的先锋，并奴役中国人民”； 并通电全国各校、要求支持，各地也纷纷响应这运动。就这样开始了“非基运动”，直至1927年才渐渐淡化、终止。他们对基督教的攻击，主要是认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伴随着帝国主义来到中国，又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是文化上的侵略，又排他性中国民间文化习俗等。

其实在非基运动之前，就暴发震惊于世的“庚子教难”。“庚子教难”从民间底层发起，以暴力反对外来宗教，“非基运动”则是从知识分子中发起，以西方的现代哲学、科学、民主等为借口的反宗教、反传统、反基督教的运动。

面对非基督教运动对基督教的种种责难与指控，本色化运动很自然的成为回应的最佳方式之一。对中国教会本色化的需要与推动，是当时关心教会与中国文化的学者们共同关心的议题。如何建立与实践本色化，学者们意见不一。彼此间的分别虽然不是绝对鲜明，且有重叠之处，但是个别所强调的论点不同，反映出它们在神学前设上与解释基督教和文化的关系上，有所差异，因此，可分以以下五种类型。

1．自足型

自足型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好的，应当被尊重，其中也有许多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若以中国传统文化来阐释基督教信仰，会发现许多基督教教义与传统文化是彼此相合的，甚至就是儒家思想。

采取这一本色化进路的代表性人物为燕京大学教授吴雷川。吴雷川认为基督教信仰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相同的真理，就像江、河都会流入海洋一般。许多基督教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观念是相同观念的不同表达。如“三一真神观”与“天”、“圣灵”与“仁”等。

因此，在吴氏观念中基督教的独特性与权威是没有位置的。他所关注的是如何为动荡不安的社会谋求出路。寄望以耶稣为榜样，建立人间天堂，和儒家所强调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2．平衡型

基督教信仰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平衡的，二者都是为了人民实际生存的需要才有的。其代表人物范子美认为要解决信仰与文化之争，就一定要出新的角度来处理，即回归二者之源，那就是道，它是文化与信仰之本，各循不同的途径和词汇来表达同一本源。人若追其本，就会发现最纯正的基督教和最优秀的儒学，可以合成一个全新的“东方宗教”。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上帝”或“天父”都是伦理的基础，儒家提倡的忠、恕、孝、悌而基督教则传天国及爱人的道理，后者可使前者变得简单可爱，因为基督教的形上基础能澄清儒家在人伦关系和责任上教训。

3．相成型

这一派学者认为耶稣的宣告是一切文化与信仰接触的最高原则：祂说祂来，不是要废掉先知和律法，乃是要成全，他们认为中国文化有不少弱点，需要基督教信仰来使它丰富起来，反之亦然。二者虽非等同，但也不能以此盖彼。神的国度若要成就在中国，就需要二者合作。

在这个神学本色化的方法上，赞助的人都持谨慎的态度，他们没有忽略儒家传统中一些合适的优良的教导。他们一贯的原则，都以基督教为儒家理想的推动力，同时，看儒家的理论为传播基督教信仰的媒介，指向基督的圣道。

4．相对型

此派认为信徒唯一的要务是传福音，不应浪费时间精力与文化或社会的建设。其共同的前设：第一，不可忠于信仰与文化两个主人，因为基督要人全然的效忠；第二，基督徒的意思跟随基督的人，要与旧人的生活方式割裂，以全新的面貌迎接基督；而文化的改造无疑是被世界所欺骗；第三，基督的再来是要毁灭世界；第四，基督徒若要改造世界，只有通过好行为来彰显基督的荣耀，而不是参与世间事务。

这派主要代表人物为王明道。主要是受其历史观的影响，他认为教会和世界的发展是对立的，朝着一定的方向发展。王明道这种二元神学思想，会导致避世、自以为义、缺乏对社会的参与和关怀。

5．改造型

张亦镜提倡改选型本色化神学观点，因为文化有其优点，要懂得欣赏和接纳；同时信仰对文化体系内缺点要作出审判，即信仰必有某部分的要求是不为文化所承载的，如果失去这一部分，信仰就会变成文化中的一环而变的多余。

张亦镜对文化的观念比王明道要积极，并且带有强烈的福音异象与热忱。他藉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来改造中国的社会现状。

综上而论，“本色化”的讨论成为一个纷杂的议题，虽然如此，其中几个共通原则还是清晰可见：

第一，没有一个文化体系在神救赎的范围以外，这是他们所表示的盼望。面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促使一般基督徒寄望神的恩典来挽救国家的危机；

第二，我们无法给基督教信仰一个绝对的定义，因为文化是变动；

第三，虽然在任何一个文化里面，都可以看到神的作为，但是没有一个文化可以免受神的审判。

是故，1922年至1997年激烈的非基运动迫使中国教会的领袖们猛醒，他们一致认为，中国基督教的图存、振兴、发展之路只一条——本色化，即中国教会摆脱外国差值的控制，独立自主，中国基督徒的利益必须服从中国人民的全体利益，中国基督教信仰必须与中国文化问题相融合。一些中国教会的领袖们强调：王治心强调，本色教会史经历了“脱西方化”改造过程的教会，这种改造并不动摇基督教原有的真理，而是使基督教真理与中国文化相融合，使中国信徒的宗教生活适合中国民情；诚静怡强调，本色教会是一个适合东方人的教会，是一个与东方文化环境融洽的教会。赵紫宸则强调，本色教会史以中国文化的形式与经验体现基督教的信仰与生活。他们的这些观点可以综合为：中国本色教会是一个独自的、非宗派的教会，是一个与中国的民族性相适应与中国文化及生活相融合的教会。

四、从圣经看处境化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其实圣经中虽然没有明文提及处境化、或者本色化的字眼，但圣经中却到处弥漫着处境化的神学气息。所以基督教处境化并非当代教会面临的新生事物，乃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

第一、从基督的道成肉身神学看处境化的必须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道成肉身 (Incarnation)是基督教的重要教义之一，是神在基督里藉着道成肉身的显现（约1:1 4;提前3:16），将神的本性、旨意以及对人类的心意彰显出来。中国教会非常重视道成肉身的神学，教会的许多老前辈在中国教会成长中的不同阶段和处境中，都从该教义寻找真理的亮光或思想来指引中国教会的发展。道成肉身的教义对于成长中的中国教会，仍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道成肉身对于教会牧养、三自原则、灵性生活、文化使命等思想在中国处境中具有启发和指导意义，道成肉身的真理对于办好中国教会仍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道”与“肉身”及“我们中间”本为完全不同的领域，作为肉身的我们无法真正意义地认知超物质的“道”，更无法“见过”他，但在历史的时空中，“道”成了“肉身”，且“住在我们中间”，使我们可以“见过”他。“成”字的希腊文原义为“成为、发生”，“肉身”乃是“肉体、有血肉的人”。基督的降生成为有血有肉的人，非分身，亦非化身，乃是成为有血有肉的人，让同为有血有肉的人可以认识他，从而接受他。道成肉身，肉身成道，人们对之已谈论很多，这是对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理解。虽然对“道”或“肉身”并不很清晰，各自的认知并不完全一致，但对其所指仍是较为明确，不言而喻的。至于道如何“成”为肉身，肉身又怎样能“成”为道，人们对这一“成”的过程却似乎并无太多的谈论，甚或对之并不太关注。其实，正是这一“成”连接了道与肉身，即连接了无限与有限、彼岸与此岸、绝对与相对。而“成”这一过程正是曲折的历史、丰富的情感、复杂的思想，绚丽的艺术，它富有动感、给人生命。“成”才把精神呈现出来，使信仰成为神学，并让这一思想的显现得以系统化、形象化、处境化。“成”即为鲜活的历史、生动的诠释，它使“神圣”离我们并不十分遥远。这是基督救恩实施进程中“处境化”的典型事实。

     第二、从保罗宣教策略看本色化的必须

“向犹太人，我就作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作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向没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向软弱的人，我就作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保罗本来是个法利赛人，可以说他是法利赛人的狂热分子，法利赛世界观对他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毫无疑问保罗是带着犹太人所特有的傲慢和虚假盼望的人，但在大马色路上的光照之后，保罗彻底放弃了他的犹太情结，接受基督的差遣，作了外邦人的使徒，因此保罗的身份是一个法利赛的狂热分子，转变而成的基督教的外邦宣教使徒。在保罗的宣教经历中，处境化的元素是到处可见的，首先是在外邦人归向基督，是否需要“犹太化”的问题上，他坚持认定外邦人信主无须“犹太化”，即受割礼及守律法，从而导致“耶路撒冷大会”的召开。其次，作为宣教士的保罗是知道他所宣教对象的文化背景的，即便在雅典——希腊文化的中心城市，他也能面对那些哲学家们进行辩论而毫不逊色。不仅这样，为了宣教保罗融入当地文化也是彻底的，“向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教会的成长过程中，其中一个基本动力，就是在这个不断转变的文化领域里，我们甘愿而且有能力去诠释基督的信仰，这是今日宣教要面对的挑战。中国福音化，是很多人的急切期盼，但基督教中国化正是中国福音化的方法和过程。

 

五、基督教中国化由谁来化？

  基督教的在华发展、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适应与融合、以及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这是中国宗教探究中尚未得到彻底解决、但在今天又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东西文化的相遇及交流中，基督教具有典型意义。基督教的本源在亚洲，其文化元素本来属于东方文化范围，但因其在古代罗马帝国时期在地中海周边地区的生存与扩展，使之得以沟通东西方文化元素，结合古希腊思想精神和古罗马社会处境而铸就了西方自中古以来的文化模式及思想根基，成为西方文化的典型代表及其内在精神。当基督教重返亚洲时，其主体已基本上成为一种西方精神信仰及思想文化形态。而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相遇，则一般被理解为东西方文化在华的历史性会面，中国人对基督教的相识从而也是对西方文化的典型体认。这种形态的基督教之东来，以及其与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的复杂交织，使中国人感到了一种“异质”文化的压力，随之而来的反映及回应则是将基督教视为“洋教”，有着一种距离感、陌生感。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基督教在华有着其“中国化”的义务及使命，而这种“中国化”在海纳百川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并不是要求基督教完全摒弃其西方文化元素，其所需要的乃是超越东西方的积极开放与吸纳，跨越时代的主动更新与复兴。

　　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原本外来的宗教在华都有“中国化”的必要，只有经历了这一过程，才能使其在华发展接地气、服水土、入社会、识文化、懂民情。“中国化”比较成功的佛教在历史上就曾经历了其政治、文化双重意义上的“中国化”，从而使其逐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宗教”。对基督教而言，这两重意义上的“中国化”都是必要的，而且在当今形势下还特别急需尽早实现。基督教在华近1400年的历史有着多种波折，尤其是有着复杂的社会政治经历，其与中国社会文化的“遭遇”亦命运多蹇、并不顺利。基督教4次传入中国，却有3次中断；而使基督教最终得以在华立足的第4次传入却因复杂的历史背景及其客观上的政治卷入而留下了阴影，在中国近现代社会中基本上处于一种被边缘化、被视为“另类”的宗教存在。这种对抗和张力在20世纪达到顶峰，并使基督教在华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与其下半叶极富戏剧性的变化及反差。但也正是这种原因和历史机遇，使基督教得以面对和正视其必须“中国化”以及如何“中国化”的问题。

  中国基督教在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化”，则需付出巨大的辛劳。其实，这种“中国化”具有双向互动的积极意义，在使基督教真正“化”入中华民族的同时，基督教本身也给中国文化增加许多积极的、开放的、向上的新元素、新动力。正如吴耀宗先生所言，基督教的“中国化”对于教会而论具有双重任务：一则要根据中国现实国情来改造教会自身，使教会积极适应中国社会；二则要以教会的社会积极性和灵性资源来有效参与中国社会的改造，参与当前中华文化的更新及发展。赵紫宸、吴雷川、王治心、诚静怡、韦卓民、丁光训、陈泽民等中国基督教领袖曾对基督教的“中国化”有过许多构想和论说，这为我们今天基督教“本色化”的努力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这种“中国化”需要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及其宗教传统的建设性对话、沟通和交流，需要积极体认和领悟中国的文化道统、民族精神及其气质，需要融入中国社会文化氛围和中国民族的精神气场，尤其是需要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的处境与心境，使基督教的“先知”及“仆人”精神与中国的“士”文化传统能够得到有机结合、融洽共处。中国基督教在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化”不是跟着商品社会来流俗，而是在其文化革新、文化重建上来寻找合作机会、得到共同升华。

   基督教中国化的主体为基督教中国化过程中能够发挥作用的具体承担者、参与者，各个主体职能的有效履行为基督教中国化成功的关键。笔者认为基督教中国化主体包含基督徒及其团体、宗教学界、宗教政策的制定及实施者，乃至中国社会中的每一个体。基督教的中国化最直接的实施者、参与者乃至受益者，当为基督徒及其组织、团体。一种宗教在新的文化社会中立足、生存、发展，必须逐步完成其教义教理上的文化诠解工作，以适应本土的文化脉络及浸染于这种脉络中成员的思维方式；必须进行适应新环境中政治、经济、法律等格局的体制建构，以保证其作为社会团体在该格局中的正当运转。而这些神学、教义、体制方面的建构工作均得由信徒及其组织亲自担当，其他社会团体无法“越俎代庖”。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和现实以及其他宗教本土化的经验表明，中国化始终是信仰者群体自觉进行的、亘古至今的努力过程，而且这种努力将始终持续下去。

六、总结

毫无疑问，基督教信仰与文化是有着某种密切的关系，从历史而言，抽离于文化的纯基督教信仰并不存在。基督教若进入一种文化，自然会有本色化的过程。但是，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兴起的中国本色化工作，到了三十年代却无疾而终，除了当中环境的因素外，也有其内在的因素：

第一，本色神学家往往只强调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共通点，希望获取中国人的认同，但是，如果基督教的东西在中国文化中都有，那么信基督教便变成了多此一举。

第二，企图以中国固有的文化体系去解释基督教，那结果基督教只能局限在这个文化体系所能提供的框框内。如果我们所传达的是基督教信仰，无论中国人接纳上有多大困难，也不应改变信仰来迁就。

第三，中国本色神学家藉本色化的工作使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认同，但是，儒家文化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同时是被攻击的对象，其影响力也以下降，这样的认同无异于自寻死路，自然不能达到本色化的目的——宣教。这正是本色神学的要害。

持守基要信仰的中国基督教会如何在中国走出一条即合圣经又时代的本色化道路呢？自认为持正统的福音派信仰的教会，在文化使命中最大的危机，或许不是外在的压力，也不是世俗化的冲击，最大的危机可能正在教会里面，比如教会的自我封闭、教会在公共事务的缺席、教会的俱乐部化与沙龙化、信徒满足于做星期天的基督徒和暗地里的门徒、信仰与日常生活的断裂、教会和信徒背对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的不公义、对受苦的同类缺乏爱与怜悯等。

  今天，我们在基督教的“中国化”发展上要有危机意识和紧迫感，对于中国文化精神的现实处境亦应该有危机感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是中国广大基督徒之梦，是大家应该共同为之奋斗的理想。中国基督教已经与中国的命运紧紧地绑在了一起，“中国化”则是基督教在华更新的必由之路。对此，我们大家都任重而道远，都要决志弘毅、坚持不懈。

 

 

参考书目：

 

1. 梁家麟编：《中华本色——近代中国教会史论》，香港：建道神学院出版2007年4月初版。

2. 梁家麟：《福临中华—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香港：天道出版社，2006年初版。

3. 梁元生：《基督教与中国》，台湾：财团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出版。2006年7月初版。

4. 林荣洪：《风潮中奋起的中国教会》，香港：天道书楼有根公司出版，1980年5月初版。

5. 杨森富：《中华基督教本色化论文集》，台湾： 财团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出版。2006年7月初版。

6. 余杰：《谁为神州理旧疆——中国信仰重建与社会转型》中国：雅歌出版社2010年7月初版。

7. 周亿孚：《基督教与中国》，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65年初版。

8. 唐晓峰：《中国基督教田野考察》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初版。

9.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编：《传教运动与中国教会》，宗教文艺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