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

1. 前言

提到司徒雷登对于每一个稍微读一点书的中国人都不陌生，毛泽东主席的一篇《别了，司徒雷登》将这位前美国驻华大使推入人们的视线。在历史中，他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他起初到中国是以传教士的身份，后来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是在现场听到孙中山先生发表愿将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的唯一的外国记者。他与中国当时很多的社会名流达官显贵关系甚笃，包括张学良、徐世昌、段祺瑞、宋子文、孔祥熙、李宗仁、白崇禧等重要人物，他既是蒋介石的座上宾，又与中共方面来往密切。抗战期间，他站在正义的立场支持中国民众反对日本的恶劣的侵略行径，在日伪占领燕大期间，他又成功组织学生逃离北京奔赴大后方和抗日根据地，因为给学生提供庇护，所以他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关进监狱达三年零八个月之久。而本文只是以司徒雷登作为燕京大学的主要创办人以及后来的燕大精神作为切入点，来重新认识这位伟大的司徒雷登先生，他从1919年就任燕大校长之后，短短的十年时间，他就把一个在各方面都十分匮乏的燕大校园建成与当时北大、清华齐名的一流大学，为中国培养大批优秀人才。新中国成立之后，燕大教授和毕业生中有56人先后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刚去世不久的著名社会学家、社会活动家雷洁琼也是燕大的校友。

2. 司徒雷登其人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华生活、工作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在这半个世纪中正是中国历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期，孙中山领导下的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之后民国初建，百废待兴，但是各种势力也是犬牙交错，关系相当复杂。其中包括袁世凯复辟、二次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但是这些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都与司徒雷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的身上也因此具有多重身份，他做过传教士、美联社特邀记者、神学教授、大学校长、驻华大使。接下来我们首先来了解他的出身背景与成长环境。

2.1司徒雷登的出生与成长历程

北京大学副校长郝平教授认为，透过了解大量的史料的内容，证明司徒雷登不论以哪一种的身份出现都与他的身世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司徒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2世纪苏格兰的革命时期，他的祖先是苏格兰征服者威廉姆（William）的追随者，后来因为家族的显赫战功被赐予苏格兰贵族的世袭地位。但是后来因为在詹姆士一世统治期间遭受宗教逼迫，约在17世纪的时候他们不得不逃离迁往美洲大陆。在司徒的家族历史上，因为受到宗教逼迫的原因，所以在北美独立战争中他们扮演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同时他们热衷于传教和开办学校，在司徒雷登创办燕大之前，他的家族就已先后创办五所学校，出了五位大学、学院的校长。包括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曾在中国传教期间创办了一所男子学校和一所女子学校，分别担任校长的职务。司徒家族本身就是贵族的血统，他们又热衷于社会慈善和教育事业，可以说司徒雷登也是受到教育世家的影响，使他后来在中国积极投身于教育事业并取得辉煌的成就。

自19世纪来华的第一位传教士马礼逊之后，陆续西方各国都有传教士到达中国，但是当时的满清政府严格限制传教活动，同时又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所以在最初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影响力。但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政府被迫和西方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其中包括《中英南京条约》、《望厦条约》、《天津条约》等，这些条约不仅要求清政府赔款割地，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合法化，允许他们在中国自由传教、建立教堂、学校、医院等。

在这种传教运动的感召下，同时由于执着于宣教事业及教育事业的家族传统，于1868年司徒雷登的父亲约翰·林顿·司徒（John Linton Stuart）跨过太平洋，从美国来到中国的美丽城市杭州，从此直到1949年新中国解放，司徒家族与这80年的历史交织在一起。几年之后也就是1873年，约翰·林顿·司徒因病回国休养期间经人介绍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玛丽·霍顿，并与1874年成婚，婚后不久蜜月刚过完她们就因为相同的旨趣与理想再次来到杭州。他们与其他美国来的传教士一起住在杭州城北武林门内美国南长老会出资建造的房子内，也就是刚翻建一新的杭州天水堂附近的耶稣巷弄里。187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降生这座依山傍水、湖光山色浑然一体的美丽城市，在司徒雷登的印象中，他非常喜欢杭州这座城市，在他下面还有三个弟弟，虽然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仍然无法接纳这些看似另类的外来人群，而司徒雷登却在主日学中结识了几个非常要好的玩伴，而且常常在春秋两季经常可以随同父母出去郊游，这是司徒兄弟们最快乐的时光。所以直到晚年司徒雷登依然能够清晰地记起童年的出游的情景：

“我记得，我们当时经常进行郊游，在杭州秀丽的湖光山色中徜徉。春天，漫山遍野盛开着杜鹃花。我们举行野餐，采摘草莓。夏天，我们到山里荫凉的古庙里避暑。当时，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那是极富诱惑力的探险。”

虽然司徒雷登自小在基督化的家庭中成长，而且父母都是传道人，但是他却认为传教士的生活是令人无法忍受的，一方面是由于工作艰苦，另一方面就是不能得到别人的接纳和认可。为了能够使孩子受到正规、系统的教育，1887年11岁司徒雷登和9岁大的弟弟戴维随父母回到美国读书，这期间由于性格及环境各方面的原因，他很难适用美国的环境，经过他不断的调整后来才慢慢适用。1892年司徒雷登就读于美国南方当时最好的私立大学弗吉尼亚大学的潘托普斯学院，虽然这里的学生人数不多，但是老师素质极高，学生也都是经过细致的选拨。当时的潘托普斯的院长由于其三位兄弟都在中国传教，所以当他听说司徒雷登父母也在中国传教时，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在各方面经常照顾他。又由于当地的气候、自然风光非常舒适宜人从而激起司徒雷登学习的热情，也就是在那里，他学习了拉丁语和希腊语，因为他的成绩优异，又极为上进，所以在那里只读了一年就被老师推荐到汉普顿悉尼学院（Hampden Sydney College）就读，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好的大学，该学院曾出了美国很多重要的政界明星。这所学院的特点就是把《圣经》作为必修课，而且积极鼓励学生出去宣教，甚至专门设立外国传教班，目的就是从那里出来的毕业生要成为虔诚的基督徒。19世纪末期，伴随着美国经济的腾飞，很多年轻人在纷杂的环境中迷失了自己，从而导致许多人转而追求信仰上的帮助，同时在长老会牧师阿瑟·皮尔逊（Arthur T.Pierson）的一本书《传教的危机》的鼓励下，很多年轻的大学生纷纷行动起来奔赴海外进行宣教活动。

刚开始的时候司徒雷登是不愿意重走父亲的道路，所以他毕业之后到了一所大学当了一名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教师。后来在他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的影响下，他慢慢转变了对传教士的看法，并暗暗立志也要成为一名传教士，1899年他辞去教师的工作，成为纽约协和神学院的一名神学生，在那里他慢慢明白父母的工作，理解了他们，同时也认识到为了信仰就应该撇弃物质的诱惑并且要做出牺牲和奉献。经过多次的祷告和反复的酌量，他决定回应上帝的呼召，因为上帝已将传教的使命赐给每一个基督徒，如果教会需要，他愿意全然摆上。1902年夏天，司徒雷登从神学院毕业，成为一名专职的传道人，并且负责为美国南长老会派驻海外的传教士筹款，通过两年的实践，司徒雷登积累许多关于开展宣传、组织和管理各方面的经验。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司徒雷登无意中搅入一场宗教政治斗争中，使他倍感伤心。所以在1904年他为了回应上帝的呼召决定前往中国开展宣教工作，1904年圣诞节，司徒雷登与妻子艾琳·罗德·司徒（Aline Rodd Stuart）乘船到达上海。

2.2燕大创建前的司徒雷登

刚到中国的时候，中国正处于多事之秋，老百姓与洋人的矛盾也在不断激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传教活动开展的异常艰难。刚到中国的司徒雷登几乎把以前学的一点汉语忘得一干二净，所以他必须从头学起，在学习和工作的过程中他结识很多朋友，慢慢也就是适用了传教士的生活。两年之后他就讲了一口地道的杭州话，他甚至还能用一些地方方言与人交谈，他负责杭州城北农村的信徒传教工作，并且开办圣经班培训信徒，同时写了一些文章在报刊上发表，记述了当时中国的现状以及他的传教思想，其中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就是《传教士与中国人民》。时间到了1907年，也是马礼逊来华一百年，在华的各国传教士召开一个“百年宣教大会”，在会上通过成立“教育总会”的议案，把在中国兴办中高等教育列为20世纪教会在华工作的重点，同时呼吁各个宗派联合起来，创办学校。主要领袖认为福音在华很难传开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没有自己的神职人员，因此要积极培养华人担任重要的领袖，所以经过多方磋商，最终决定由美国南长老会和北长老会在南京联合创办一所神学院，就是金陵神学院。由于当时司徒雷登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所以他们就想到司徒雷登，并向他发出邀请，经过多次的邀请，司徒雷登最终决定前往任教。1908年，司徒雷登举家搬往南京，开始他从前所从事的教书育人的工作，刚开始是教授新约神学和研究，虽然刚到那里条件非常艰苦，工作也很繁忙，但是他依然忙中抽闲与周围的百姓打交道并且学习南京方言，而且他也是个各种组织活动的积极分子，在这个过程中他也结识很多好朋友，这也为他后来的社交生涯打下了基础。

随着时间的流逝，司徒雷登在金陵一呆就是11个年头，在这11年中，中国不论社会还是教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教学之余，他为许多刊物撰写论文，同时为方便学生学习他还编写《新约希腊语初级读本》（New Testament Greek）和《希腊语——英语——汉语词典》（Greek-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此外他还与陈金镛教授一起合作撰写了三卷本的《圣教布道近史》（Lectures on Modern Missions），这些宝贵著作得到诚静怡的高度评价，为神学教育作出巨大贡献。在他担任金陵神学院新约教授期间，正好发生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由于司徒雷登的政治敏感性，他就像美国当局报到了这一消息并对时局表现出极大的关注，鉴于他的不断向美国报到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所以美国联合通讯社决定聘请他担任该社的战地通讯记者，负责报导中国政局的发展态势。作为记者的司徒雷登更加关注当时的政治风云和各方形势，以独到的见解和眼光寻找中国时局的形势和走向并及时报回美国。从此司徒雷登就真正地踏上了政治的舞台，在神学教授的身份之外，他又多了一个身份就是美联社的记者，并对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就美国对华的政策阐述自己的观点。在这一段时间里，司徒雷登一方面忙于教学和写作的工作，另一方面积极关注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态势，以一个记者特有敏锐的眼光捕捉当前局势，并适时作出分析和报导。

3、燕京大学的建立

3.1燕京大学组建的背景简述

清末民初，无论是当时的有识之士还是在华的各国的宣教士都认识到兴办新式教育的重要性。美国传教士史密斯（A.H.Smith）在他的《动乱中的中国》（China in Convulsion）一书中指出在病态复杂的中国，只有基督教才能在“知识上、道德上、精神上给中国一剂新生活的特效药。”而兴办教育才是传播西方文化和宗教理念的最佳途径，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同时在庚子赔款中退还一部分用于兴办教育也促使大学的建立，所以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大学纷纷成立，其中有济南的齐鲁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广州的岭南大学和武昌的文华大学等。而作为腹地的北京却没有教会大学的创立，由于清政府对于西方传教士的活动严格控制，所以一时难以创建具有规模的综合性的大学。不过传教士们也在积极寻找合适的机会，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法联军纵火焚毁圆明园之后，清政府在允许兴学办校的事情上才不得不作出让步，教会学校纷纷开始建立。1867年，美国传教士蔡平牧师在北京通州创立一所专门招收基督徒子女的男校，1889年改为华北学院，后来又更名为华北协和学院。1870年美以美会的刘海澜博士创立了后来改名为汇文大学，英文校名叫“Peking University”(北京大学)。当时的汇文大学已经初具规模，其中设有文学院、科学院、神学院、医学院、工学院等，1894年学生达到141名，甚至光绪帝曾派人前往学习以为变法所用。

后来由于义和团运动，这两所大学都未能幸免遇难，被付之一炬。为了合理利用资源、统筹安排，两校的创办人希望能够联合办校，但是经过多次磋商一直没有实质性的结果。双方各执一词，为了新学校取名以及校址的选择等方面一时难于达成共识，在他们争执的过程中，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前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并且迅速成长和发展起来。在双方争执无果的情况下，只能最终由设在美国的托事部来做裁决，这时很多举荐人都推荐司徒雷登来做新学校的校长，此时的司徒雷登俨然是一位中国通，他不仅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对于中国不论官场还是社会的人情世故都是了如指掌，而且他性格温和，为人坦诚豁达，所以他成为众人瞩目的目标。面对对方的邀请函，司徒雷登再次面临人生的抉择，何去何从，一时难以作出决定，后来权衡再三，在新校董事们一再的邀请之下，司徒雷登决定前往北京担任燕京大学校长的职务。

1919年1月31日，司徒雷登到达北京，受到双方代表的欢迎。虽然两个学校之间在联合办校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是司徒雷登就像一副粘合剂一样，在他的努力和争取之下，最终双方坐在谈判桌前就创建一所新式教会大学方面达成一致的意见。此时的司徒雷登再一次感受到上帝的使命和呼召临到他，他已经没有退路，必须肩负起这个重大的使命，但是司徒雷登也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希望有一些比较公允客观的中外人士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解决双方的争端。在司徒雷登一再的坚持和努力下，最终双方都愿意就争论的问题做出让步，从一月一直僵持到五月份才有了最终的结果。关于这段历史，原华北协和学院院长、曾参与筹建并在后来燕京大学担任过教育系主任的美国学者高厚德博士（Howard Spilman Galt）在他1939年1月所著的《燕京大学的起源与历史》（Yenching University,It’s Sources and History）一文中，曾引用当年的会议记录，作了详尽的记载：

1919年5月8日，董事会会议取得以下三项决定：

1、 四个教会赞成董事会提议，由中国五位学者组成专门委员会，有权为大学选择一个新的名称，而不用协、和、汇、文四个字；着手选聘这一专门委员会成员。

2、 中文名称汇文大学仍保持使用到1919年6月30日止，在此期间它只用作公文上的名称。

3、 更名问题解决前，将不组织及支持‘预科’，在问题解决后，‘预科’问题将重新出现，但无论如何，在1921年秋季以前也不建立‘预科’。

     1919年5月19日，董事会再次开会，采取以下行动：

决议1：对昨天会议关于成立专门委员会代理董事会作出报告一事，一致同意。

决议2：由刘海澜博士向三个系的学生宣布董事会对校名和预科问题的讨论情况。

决议3：以“燕京”作为汇文大学的新的中文名称，向专门委员会提请审定。

决议4：邀请蔡元培、王宠惠、傅增湘、吴雷川及胡适参加专门委员会，审定由董事会向他们提出的名称问题。

据记载5月19日另一次董事会会议，蔡元培、傅增湘、吴雷川提请审定“燕京大学”这个名称。

3.2对于燕大的重组与改革

1919年6月司徒雷登正式走马上任，合并后的校址是在城区的盔甲厂，由于周围都是民居，很难有发展的空间。所以到任不久司徒雷登就推荐纽约协和神学院的毕业生，也是身为传教士的哈利·鲁斯（Henry Luce）担任副校长的职务，专门负责筹款和财务的工作。因为在董事会上司徒雷登就提出两个条件，一是要建立新校园，另外就是不负责筹款的事，当时的燕大可谓是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司徒雷登就是白手起家，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那里有五间教室，一间可容100名学生的饭厅，还有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另有网球场和篮球场。此外刚弄到一座两层的厂房，原是德国人建的，可以改作课堂和实验室。怪不得当时的司徒雷登抱怨说：“我接受的是一所不仅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是没有人关心的学校。”另一个方面就是当时的燕大师资极为缺乏，只有两名具有博士头衔的中国教师，而许多外籍教师却不具备在综合性大学任教的资格，面对这些眼前必须解决的问题，司徒雷登一面积极寻找新的校址，另外催促哈利·鲁斯立即启程去美国开始筹款事宜。

虽然对外司徒雷登称不管财务上的事，不负责募捐的工作，但是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当时的账面上的二十万元在一些零散的事情上早已花光，根本没有闲置的钱开展正常的工作，最让他头疼的是当时很多的学生还得靠助学金和奖学金才能继续他们的学业。真可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虽然接受燕大董事会的邀请时他踌躇满志，也为燕大规划出美好的未来，但是没有钱真的是寸步难行，所以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筹集资金，之后才能谈及其他。一方面司徒雷登派哈利·鲁斯抓紧募捐，同时在他的努力下，终于说服华北协和女子大学（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 For Women）合并到燕京大学，从而使燕京大学成为当时国内最早的一所实行男女合校的大学。另一方面他为了扩大校园规模，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所以准备为燕大寻找合适的校址。

这时在美国负责募捐的哈利·鲁斯传来好消息，美国一家名叫汤普林-布朗（Tamblyn and Brown）的职业募款公司愿意为燕大筹款，但前提就是要司徒雷登本人要直接参与筹款活动，所以在司徒雷登回忆中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在那几年中，我不断奔走于北京和纽约之间，做着非我所长的工作。……我每一次面对乞丐时，都感觉到自己和他们是同一类人，那真是一件长期而艰难的工作。”好在司徒雷登的人际关系广泛以及哈利·鲁斯的不遗余力，在他们的斡旋和努力下，争取到美国著名的铝业大王查尔斯·霍尔（Charles M.Hall）的遗产的一部分，每年可以获得150万美元的捐款，同时还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在国内方面，司徒雷登也是不断奔走寻求社会名流和知名人士的支持，包括北洋政府的段祺瑞、徐世昌，江苏省长孙传芳和少帅张学良都向燕大捐过款。最为重要的是以一个象征性的价格从陕西督军陈树藩那里购买了淑春园作为新燕大的校址，随着支持和捐赠者的增多，燕大的知名度也越来越大。

4.跻身于世界一流名校行列

有了土地，又获得国内外那么多的机构和个人的捐款，现在就是如何来建设这个美丽的校园了。经过商量和多次的考察磋商，最终采取副校长哈利·鲁斯的建议，希望能够中西结合，而且重要的是能够体现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艺术气息，但是在结构上要合理利用当今的科学技术并配备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照明和水暖设备。同时邀请美国著名的设计师亨利·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担任总设计师，据说这位设计师特别前往故宫参观以了解和吸取中国古代建筑的成果以及经验，他认为中国的故宫建筑群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经过全体同仁的努力，到了1929年，整整用了七年的时间，一座古香古色、充满着文化、书香气息的燕大校园终于落成。由当时国立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先生亲笔书写的“燕京大学”的匾额高悬在华美庄重的校门之上。新的校园宣布正式投入使用。

4.1.广纳有识之士

在前面我们提到，合并前的几所学校都不成规模，而合并之后很多的教职员工都加入到燕大的教职队伍里，所以可以用鱼龙混杂、参差不齐来形容他们的水平。很多人根本不具备在综合性大学任教的资格，而且在司徒雷登的远象中是把燕京办成至少中国一流的大学，面对这种情形，他做出三个方面的决定，即第一，是对教师施行聘请制，意思就是不要美国纽约的托事部再进行委派，而是燕大自行决定聘请谁；第二，不论老师的出身、政治倾向、宗教信仰的情况，只要有真才实学都可为其所用；第三，就是中国国内的学者教授一律和外籍教师同等待遇，按照同工同酬的原则。虽然托事部当时不同意，但是为了从整体利益考虑，司徒雷登不惜得罪他们，依然按照自己的规划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进入司徒雷登视线的就是在金陵神学院任教的刘廷芳博士，他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13年先后入读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来又就读于纽约协和神学院和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虽然司徒雷登和刘廷芳曾今是同工，而且私交甚笃，但是为了表达惜才之情，燕大仍然许诺非常优厚的薪俸，其中包含他的住宿条件和允许其到北京大学兼职，所以因此还遭到别人的微词。当然刘廷芳也没有辜负司徒雷登对他的厚爱和期望，1921年就出任“北京证道团”所办《生命》月刊的主笔，在1922年中华基督教全国大会在上海召开，刘廷芳以一篇名为“互相尊重、彼此相爱”的题目现场演讲，使在场的人们无不被其的文笔和口才所折服。1925年刘廷芳出任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第一任华人会长，当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去世就是刘廷芳为其主持的追思礼拜，同时他帮助司徒雷登招募天下贤士，后来他又担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院长和校长助理，所以不论在哪一方面他都凸显出个人的能力，因此得到司徒雷登的赏识。以至于当司徒雷登谈到他时是这样评价的：“刘廷芳也许是我们最大的一笔财富，并且是全中国最有价值的二或三个华人基督徒之一，他也许比任何其他的中国教徒更为杰出，对当前事物的较深远的意义和影响更具洞察力和预见。”

接下来司徒雷登的目标就是著名的国学大师、留美学者洪煨莲，洪煨莲以博闻强识，治学严谨而著称。非常重视工具书的编纂与应用，自创“中国字庋撷法”，著《引得说》，用以编纂各种引得，在他的主持下，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纂经、史、子、集引得六十四种，八十一册，为学术界提供了很大便利。为引得所做的《礼记引得序》、《春秋经传引得序》、《杜诗引得序》，文字从数万言到近十万言，考订有关学术源流，汇集相关论述，论述版本流传演变，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洪煨莲对于杜甫的诗与生平、《蒙古秘史》、《史通》等都有深入独到的研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洪煨莲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和中西文化交流事业，为发展燕京大学、创立哈佛燕京学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从1923年他接受司徒雷登的邀请在燕大执教长达23年之久，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史学研究者。曾历任文理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图书馆馆长、研究院文科主任等职。1924年受燕京大学之命与哈佛大学协商，为创立哈佛燕京学社和争取查尔斯·马丁·霍尔的亚洲文化教育事业基金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位进入司徒雷登视线的就是后来燕京大学华人第一任校长的吴雷川先生。吴雷川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和中国基督教思想家，中国本色神学的开拓者之一。他是清朝末年著名的进士、翰林，曾经获得过科举考试的最高功名。吴雷川先生知识渊博，视野开阔，著作颇丰，不论在中国的教育界还是基督教界都深具威望，因此深得司徒雷登的敬重和赏识。从1922年开始先后在燕大任兼职教授、教授、燕大副校务长、校长等职，在此期间，他尽心尽责，以校为家，他结合儒家传统，联系社会现实致力于沟通基督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探讨基督教文化扎根于中国社会，挽救国家民族命运和改革社会的途径。在他的努力和倡导下，1927年燕京大学成为第一所在中国政府教育部注册的教会大学。除了以上几位代表学者的加盟，司徒雷登通过各种途径招纳当时国内外在各方面有突出成就的专家学者，同时也不断选拨可塑之才出国深造，为燕大培养后继之人。经过几年时间的努力，燕大可谓是人才济济、百花齐放。像许地山、冰心、梅贻宝、赵紫宸、雷洁琼、周作人、朱自清、顾颉刚、冯友兰、钱穆、熊佛西、郑振铎、吴文藻等一大批各个学科的带头人和学术界非常有声望的教授们加入，当然还有来自于美国的很多专家学者的支持，从而使燕京大学的学术水平很快就跨入国内一流大学的行列，同时也提高了社会知名度吸引了大批学子争相报考。

除了招募人才，司徒雷登还对学校的招生考试制度进行改革，以希望更多优秀学生能够报考燕大，从而为燕大生源的素质提供保证。同时为了保证教学质量，以及为中国培养出合格的人才，学生在学校学习期间实行淘汰制，虽然能够考上燕大已经非常不易，但是为了防止学生考入之后就产生懈怠心理，所以经过筛选，不合适或者淘汰者比例很高。据燕大校友韩素音回忆，在医学院的淘汰率就达到50%左右，不能按时完成学校规定的科目和学分，甚至很多学生被劝退。所以当时的燕大学生形成非常良好、刻苦的学习风气，甚至比当时的清华、北大读书的氛围更为浓厚。正是这样认真负责、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优良的校风环境才为当时的中国培养一批享誉中国甚至世界的专家和学者。

4.2.燕京大学的校训

我们知道在司徒雷登的身上有着多重的身份，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身份就是传教士的身份，因为他当时来中国就是为了传播基督教的，所以我们看到不论他以一个怎样的身份出现，他总是与自己信仰的理念结合起来，作为燕大的校长也是如此。司徒雷登认为燕大应当保持基督教的风格和理念，但是在宗教信仰的生活中要保持开放和宽容的态度，不能强逼学生一定要参加宗教活动，这是个人的私事，不能加以干涉和阻碍，而是对其进行因势利导，以其民主、宽容、开放、革新的基督精神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但是在司徒雷登的初衷中还是希望将燕京大学办成一所宗教学院，虽然这一愿望没有实现，只有在大学中专门设立了宗教学院，开设的课程囊括新旧约文学、基督教历史、中国宗教史、基督教神学、宗教教育心理学等，基本上是仿照国外的神学院校课程设置。来到这里就读的学生一般都是从其他大学的本科毕业生，刘廷芳、赵紫宸、简又文等都曾在这里执教过。所以当时的燕京大学宗教学院被誉为远东第一流的神学教育机构。

当时的燕大虽然已经是一所综合性的名校，但是其中一直按照基督教的服务和信仰理念来开展各项事工，燕大证道团（Apologetic Group）就是这样一个机构。很多燕大的领导人都曾参与这一方面的工作，其宗旨就是要证明基督教如何与时代相适应的原则，坦然面对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并随时作出革新教会的准备。后来的生命社（The Life Fellowship）就是由其发展而来,提到生命社不得不提到《生命月刊》这份刊物，其宗旨就是探讨宗教教育、神学观点、社会以及教会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等，为了提高其影响力，他们与诚静怡、赵紫宸、徐宝谦等人约稿扩大其在社会和学界的知名度。在这些机构和刊物的宣传下，各种团契如同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建立，很多学生正是在校期间参加团契并被其中丰富多彩的活动以及大家亲如一家的团契生活所感染成为基督徒的，后来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校园的各种团契才被迫中止。

司徒雷登将“因真理得自由以服侍”作为燕大校训之后，他并没有大肆宣传基督教如何如何的好，而是将这种因信仰而产生的服务意识和理念应用到实际的工作中去，因为这些他还曾受到当时美国的一些激进主义的批判。他真实地对待每一个人，不论是同事还是属下甚至每一个地位很低下的人，他都是一视同仁。司徒雷登带头践行校训的要求，大家也都被他的精神和人格魅力所感染，这不仅每个人的行为准则，已经融入到每个人的心灵和生命的深处。当时很多学生和教授都被这句话所激励着，燕大校友、著名的教育家吴瑞平在《燕京精神伴我终身》一文中说：“因真理、得自由、以服侍”的燕大校训指引我一生的奋斗目标和服务方向。同时，先人后己的优良作风，也是我在燕大读书期间养成的。著名社会学家雷洁琼则认为燕大校训总结出来就是服务、慈善、奉献的意识。燕大校友王碧霖说：“正是燕大的校训教会他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使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始终可以保持乐观的态度。”正是在这句校训的指导原则下，全体同仁在司徒雷登身先士卒的带动下，燕京大学迅速成长，不论在学术上、基础建设上以及研究水平上都跻身于全国一流大学的行列。

4.3.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

此时的燕京不仅多渠道招募人才，同时在学校的课程设置上也做了一些调整，按照司徒雷登的办学指向首先就是效率化，接下来就是要中国化还要与国际一流名校接轨，也就是他所说的国际化。其所谓的效率化就是提高办学效率，建议统一大学的入学、毕业标准，加强教师学术水平的要求，并以提高教学质量为办学的基本原则。而中国化就是增加中国籍教师和行政人员的比例，课程设置要与中国国情相适应，尽早完成燕大在中国教育部的监督和注册工作，培养学生要具备基本的爱国热情等等。而在国际化就是邀请国外知名学者的加入以及加强与国外一流的合作和交流，建立长期友好交往机制。这其中重要的表现就是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的创立。关于此合作项目的顺利签约还有一个小插曲，本来哈佛与霍尔基金会在中国的合作伙伴是北京大学，但是由于在合作的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同时哈佛大学也看中了燕京大学的发展潜力，所以决定把原来同北京大学合作开展的汉学研究计划改为与燕京大学合作。此学社的成立目的就是通过哈佛与燕大以及中国其它研究机构的合作，保证为学术研究提供便利，资助出版那些经学社董事会赞同的有关中国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它期望学社保证在中国的研究中心里对从事研究的学生在各方面有所帮助，并将与中、美两国其它学校的研究所协作。

哈佛燕京学社的总部设在哈佛大学，其成立标志着燕京大学将成为中国文化科目的研究生教育的中心。把其他与此学社有联系的教会大学加强中国文化方面的教育，统一送到燕京接受深造，之后选拨比较优秀的人才直接送到哈佛做研究，学成之后再回到国内从事推动中国文化方面的教育。另一方面就是完善图书管理制度，尽可能增加图书的数量和质量以便能够更好地推动对于中国文化遗产的研究，在当时的大学中增设古文学、历史、宗教、哲学以及考古方面的课程，按照今天的立场来看，这也是极有远见的做法。

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意义非常深远，不论在当时乃至今天的大学教育都是值得借鉴和思考的重大课题。首先在当时的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下，国立大学常常都会面临经费紧张的问题，据说当时很多大学包括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的教授工资一拖就是半年甚至两年都不发，教会大学就更不用说了，它在财政上完全独立，没有政府的支持只能靠自给自足，自己筹纳款项。而与哈佛合作得到霍尔基金的支持从而就解决了这一难题。其次就是开辟了美国研究中国文化的一个先河，这对于中国文化研究走向世界有着重要的意义，从而为哈佛成为美国和世界汉学研究中心奠下了基础，同时也推进国内其他与燕大有合作往来的教会大学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第三就是增强双方合作互助机制，在双方的努力下不断有学生前往哈佛深造，也有学生陆续来到燕京学习，同时在出版方面也是成绩斐然。哈佛出版了《哈佛亚洲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 Studies）和专刊。从1935年开始编纂《汉英大辞典》，在燕大的协助下，将《康熙字典》、《佩文韵府》等中国韵书、字书上的字词抄在卡片上，作完运交哈佛大学；再由哈佛大学将其译成英文。哈佛大学在翻译过程中，发现中国辞书引文与原文多有出入，遂将部分卡片寄回中国，请人逐条核对。据聂崇歧回忆：“到1951年春，只剩《佩文韵府》一种还没有核对完”。通过双方的合作，互相学习，从而在当时的中国掀起了国学学习的热潮，也先后出现一大批的国学大师，其中比较著名的如吴雷川、马鉴、洪业、顾颉刚、谢婉莹、许地山、赵紫宸、郑振铎等。

5.燕大师生眼中的司徒雷登

从1919年接手燕大到1946年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担任燕大校长长达27年的时间，这27年间以他的热情、宽容、伟大的人格魅力赢得了燕大每一个人的心。很多当年燕大的校友回忆当年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燕大的生活改变了他们的一生，更具体的说他们的老校长的人格力量在感染激励着他们。

在燕园中有一处幽静的院落，位临未名湖，那里曾经就是司徒雷登的故居——临湖轩。他妻子很早就去世了，从此他就孑然一身没有再娶，他说燕京就是他的家，每一个学生都是他的家人。他是这样说的，真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对待工人、教授、老师、学生都是平等的，他既有严父的沉静又有慈母的温存。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燕京大学校友张澍智回忆说：“我与燕大的感情是从跟司徒雷登握手的那一刻就产生的，我就觉得我和燕京大学这四个字就捆绑在一起了，想挣脱都挣脱不开的那种感觉。燕大师生关系非常密切，同学之间感情也非常融洽和谐，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友谊、快乐是我以前没有遇到的。”

燕大校友蔡公期入校时刚满18岁，虽然现在已是九十高龄的老人了，但是和司徒雷登的见面时情景依然清晰记得，“当时在临湖轩附近的草坪上，新生集中到那里与我们的老校长见面，他微笑着、亲切地与每个同学握手问好，当他见到我的时候说蔡公期你好，他的手特别暖和，态度也非常亲切。”当司徒雷登60岁生日的时候，他是在家中与同学一起度过的，当时他收到冰心写给他的一张贺卡，上面是这样写的：“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了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关于这样的记载还有很多很多，所以吴青这样说：“燕京与司徒雷登是同义词，燕大的精神和司徒雷登是分不开的。”我想对于司徒雷登的评价，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傅泾波。司徒雷登在《在华五十年》一书中这样写到“傅泾波之于我,就像我的儿子、同伴、秘书和联络官。”旅加拿大学者林孟熹则这样说:“傅泾波是对司徒一生最具影响力的人,也是对司徒帮助最大的人。”而傅泾波是这样评价司徒雷登对他的影响：“他给予我的印象仿佛他本人就是基督的化身，他在各方面都吸引我，他对我十分仁慈，而我对他的爱也超过了对我的亲生父亲。我从未和司徒一家一起去过教堂，但是他的榜样却唤醒我应该成为一个基督徒，而不是再无目的地在周围游移。”傅泾波从燕大毕业之后，司徒雷登希望他能够来帮助他将燕大办成一所植根于中国、服务于中国的大学，就这样傅泾波成为司徒雷登终身的挚友一直伴随其左右。由于傅泾波特殊的出身背景和广泛的人际关系，所以在傅泾波的牵线下司徒雷登结识了很多政界显要。

从此之后，傅泾波长期伴随在司徒雷登身边，司徒雷登返美后，傅泾波一家也移居美国。司徒雷登一生并无积蓄，晚年偏瘫，全赖傅家的照料。临终之前，他拜托傅泾波两件事，一是将当年周恩来送给他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给中国；二是将他的骨灰安葬在中国。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两个愿望终于达成。

6.结语

在司徒雷登先生身上有太多的故事要说，不论他作为哪一重的身份，都发出耀眼的光芒来，值得我们深思、仔细揣摩。这些天来我在查考资料的过程中一直被其伟大的人格魅力和信仰的力量感动着，特别是我读到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军占领燕大校园，他为了保护学生能够安全撤离沦陷区费尽了心思和心血，而他自己却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直到1945年才被释放。

在他的多重身份中，无疑作为燕大校长是最成功的，他崇尚自由研究的学风，不仅在讲学上不受任何的拘束，并且可以放言高论，不论在口头上还是文字上都可以发表其独特的见解。这样就为燕大营造了极为宽泛、自由的学术氛围，不必拘于形式可以尽情将其潜能和特点发挥出来。另外他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1935年燕大学生为了支持爱国抗日行动，到南京请愿，这时司徒雷登正在美国忙于募捐一事，校方电报告之，他马上从美国坐船返回在上海上岸，当他一下船就问接他的人我们的学生有没有去请愿，当他听说去了时候非常高兴，说这我就放心了，如果他们没去说明我们的教育就是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