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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光、做盐2016-07-22
王艾明 牧师
从圣经启示和教会传统来看,宣讲十字架真理(Kerygma)与效法基督躬身事奉(Diakonia),始终是历代教会在属世社会做出美好见证的两大圣工。从理解的层面来看,教会的所有的事工只要可以彰显出基督之爱,都是应该倡导的,因此,不存在孰重孰轻,或孰先孰后。讲道诉诸言说,服侍见证心灵。[1] 中国教会蒙受圣灵的眷顾和引领,亦是孜孜以求于教会的各项事工。从全国的范围来看,讲道一直是教会的中心,因为许许多多的见证都是从听道开始的。十字架的真理通过讲道使得上帝的荣耀深深地进入信徒们的心灵,于是,爱心奉献、捐钱捐物以活出基督就成为一件理所当然的蒙福责任。丁光训主教很早就表达了中国基督徒对物质财富之蒙恩性的理解:“我认为物质并不是什么丑恶的东西。它已经成为传递神的恩典的一条渠道。物质之所以具有圣礼的意义,是因为物质代表着神的慈爱和恩宠、并把神的慈爱和恩宠输送给人。”[2] 因此,我们要从信仰的层面认识到教会组织广大信徒积极参与社会服务事工的意义。 吴耀宗先生在1950年春就新中国教会的社会责任做出特别的界定,今天依然具有启迪。他认为:“教会的灵性生活却必须表现于社会的生活中。教会所办的学校、医院,和许多慈善事业,就是教会的社会生活的具体表现。…… 基督教如果要在新时代中得到应有的地位,就必须在社会服务的工作上有更深刻更具体的表现。一方面,它应当配合政府的建设计划;另一方面它也要发展自己的专长。如果它能在具体的工作表现上,取得教外人士的了解与同情,它目前所遭遇的困难必定会逐渐减少,它在新中国的地位,也必定会日益提高。”[3] 浙江教会多年来一直鼓励、倡导和践行“神爱世人”(约3:16)之圣经经训,现在更是以“光盐爱心基金会”这样的组织机制来推动和深化教会参与社会服务的事工。我们通过这一义举看到的是浙江教会老一代牧长所建立起来的“爱国爱教、荣神益人”的美好传统正在被年轻一代的同工同道传承下来。感恩之余,略表心得一二:
1.经文启示与见证 1.1. 服务与照料,基督徒善行义举 服侍圣工或曰教会的社会服务事工(Diakonia)在新约教会最初出现的时候,就如同希腊文所包含的意义:“在灰尘中穿过、通过或走过”[4],意指协助使徒们宣道圣工,照顾孤儿寡母等后勤职分(路10:40;徒6:1),即,“在餐桌周围侍候”和“提供饭食”;其次,通过司提反一家所行的事奉或服侍之举(林前16:15)。而新约教会中这样的默默无闻的服侍之工往往显现出门徒善行中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启2:19)。这样,日常的服侍就成为基督徒的一种特定职分,从而具有了神学的意义。从历史教会的记录来看,教会的服侍、协助和保障等责任,就成为执事职分的界定和诠释。[5] 可以说,那里有教会的牧养和拓展,那里就需要承担协助牧长和照料病患、孤寡和儿童的执事圣工(diaconate)。而教会也始终将这一类的事工同样视为荣耀主的圣工。
1.2.蒙召与恩赐,神圣的和好之工
使徒保罗的许多劝勉一直是历史教会蒙恩的特殊见证。他特别将执事职分作为一项特殊恩赐列于其他不同的恩赐,从而从蒙召的层面界定了教会的服侍圣工。他是这样写道:“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作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作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作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罗马书》12:6-8)于是,服侍和协助,就成为初期教会重要的执事职分之基本责任。我们可以在新约经文中看到,这一责任几乎成为初期教会得以迅速成长的有力保障,如“履行某种特殊的责任”指使徒们的作为(罗11:13;林后4:1);宣讲上帝的福音(提后4:5);做主教和祭司的好助手,如提摩太和马可(《提摩太后书》4:11等。
1.3.济世助贫:基督之为 为什么在早期教会和后世的列代教会中,执事职分所内含的信息具有如此巨大的感召力,使得敬虔的信徒们愿意献爱心帮助弱小和贫困,并将之视为做门徒的责任和见证?若要解开这一信仰之奥妙,我们还是应该回到福音书中去寻找基督的脚踪! 新约启示中直接关系到济世助贫乃基督亲身而为的蒙福之为。耶稣所行的全部神迹都蕴含着基督教信仰中的上帝之至善、至爱、至纯的本体和实在。如《马太福音》25:31-46显示,耶稣在受难前给门徒们的最后的嘱咐中,他将饥饿、干渴、病患、坐牢、衣不蔽体等人世间苦难境遇中的人们是否得到救助、同情和慰问联系起来作为蒙恩和称义的条件,从此就界定了基督徒济世助贫的蒙福性。[6] 从此以后,教会总是尽最大可能以具体的组织和机构去效法基督,济世助贫。教会设置医院、养老院、孤儿院,鼓励信徒积极地奉献,参与各项服务社会和帮助弱势人群的事工。这已经成为基督教的一大传统,并使得教会密切地联系起广大群众,也使得教会自身赢得了政府、社会和不同信仰群体的好感和敬意。
2.组织与责任
就历史教会的无数见证来看,目前中国教会在开展社会服务事工(the diaconal work of the churches)应该首先注重的是机制建立和组织建造,以真正承担起社会公益和责任,因为物质的圣礼性必须通过教会有效的组织秩序才能获得实施。1979年丁光训主教在访问加拿大教会所做的演讲中,以“人类饥饿和贫困”为主题展开其关于中国基督教的见证。他围绕着《路加福音》第9章12-17节所记载的基督给五千人吃饱的故事进行其特定的理解。 他认为五千人吃饱对于中国人民具有极大的启示:“就是由于做出某些计划和进行某些组织工作,我们能够只用地球七分之一的可耕地生产出来的粮食,给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吃饱。”关于吃完之后还剩下的十二篮子食物,圣经留下的思考就是:“圣经在剩余食物的处理问题上完全沉默,这推动我们去思考。……能否设想,《路加福音》偏偏在这点上保持沉默,是为了让圣灵推动我们去思考:只是一次喂饱五千人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十二篮子食物怎么足以解除世上五千人、五万人、五十万人以至五千万人每天的饥馑呢?因此,圣经在这里沉默无言,正是用象征向我们表明,还有未完成的任务。它启发我们,单靠慈善救济是无济于事的。不管我们好心的慈善家怎样努力,也远远跟不上世界产生贫困和饥饿的速度。传统伦理只注意看人,只注意街头忍饥挨饿的男男女女、讨饭的乞丐和小偷盗匪;但十二蓝剩余食物的奥秘却驱使我们去研究社会秩序本身。”[7] 因此,若中国基督教参与社会服务仅仅停留在信徒个人的德行和奉献上,就无法让更多更广的民众受到持续的有序的助益。我们只有研究社会秩序本身,通过严格的组织结构和机制,才能够合理地管理好信徒们的爱心奉献,并公平合理地将信徒们的爱心传达给需要的群体和个人。这就是要求中国教会重视慈善和事奉的组织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挪威神学家农思德(Kjell Nordstokke)以服侍圣工(diaconal work)为题界定了其教会组织结构的特征:a). 教会是关怀工作推广执行的主体,但并不是包涵世界上所有各类不同的关怀工作,它必须是与教会有直接关系,关系到教会是基督在地上的身体这个自我意识,关系到我们是受呼召来完成他已经开始的圣工。b). “关怀”,包括所有的善行,从有爱心帮助的手,体贴爱护的心,一直到对软弱需要之人忠实的团结靠近和义无反顾的保护。或,日常应尽的一般的服侍圣工和由教会组织的特殊的服侍圣工,如孤儿院、医院、贫民区等的关怀工作,或针对社区的关爱服侍,如探访患病的、孤单的或单亲家庭等社会弱势群体等。[8] 具体地来看,应该注意如下几个方面的制度和组织建设和发展:
2.1. 教会自养原则:以圣经启示为本,以早期教会和历史教会形成的传统为内在的机制; 2.2. 慈善机制与管理:包括严格的财务监督和管理和专门人才的培训和使用; 2.3. 养老院、敬老院和临终关怀:将信仰和生命与日常的护理、医疗和崇拜联系在一起; 2.4. 儿童看护和青少年福音事工:主日学的系统化建立;青少年灵性辅导项目;家庭、婚姻和择业辅导等; 2.5.教牧心理辅导:平信徒;神学生;牧师。 2.6.国际互助和人道救援:代祷;乐捐和教会层面的参与。
3.结语
最后,我愿意说,“光盐爱心基金会”的成立预示着浙江教会将以实际行动去见证出美好的爱心,如主耶稣的祝福那样:“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应当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太5:14-16)中国教会一直以来就不乏有识之士和教会领袖将爱心事奉作为教会对国家、社会、邻舍之责任和义务的具体的可见的界定。早在1920年赵紫宸博士就如此展望:“无论在于个人,在于社会,耶稣的道德律令只是一个爱字。(约15:52) ”“耶稣的爱死平等的广博的,是实现‘德谟克拉西’精神的。”“保罗所注重的是用爱心彼此服务,是说爱乃是服役的精神。…… 爱是动的,是舍己的,是利人的,是在人的利益,社会的利益里面寻求自我的发展自我的扩充的,是把生活幸福与人共有共享的。所以爱成全了个人的道德,也建立了社会的道德;在个人方面是牺牲和服务,在社会方面是公平和同情。现在中国缺乏此种热烈的,深厚的,伟大的道德;若基督教能够发挥它,创造它,洋溢它出来,供给中国,基督教就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的要质,中国民族的信仰,中国前途的光辉。”[9] 我们可以说,今天中国教会经过60年的辛勤耕耘早就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参与者,并通过有组织的形式,在慈善、事奉、助他、爱邻舍等方面将做出更多更美的见证!愿主赐福“光盐爱心基金会”及各位同工同道!
王艾明牧师,神学教授,神学博士,金陵协和神学院副院长 Rev. Prof. Dr. Aiming Wang, VP. Nanjing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1] Claude Bridel, Diaconie et diacre, Encyclopedie du Protestantism, Geneve, Labor et Fides, 1995, p. 359. [2] 丁光训,“谈人类的饥饿和贫困问题”,《丁光训文集》,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第5页。 [3] 吴耀宗,“基督教访问团华中访问记”,《吴耀宗文选》,上海:基督教全国两会,2010年,第215页。 [4] M. A. Bailly, Dictionnaire Grec-Francais, Libraire Hachette, Paris, 1933, p. 460 et p. 1118. [5] Dictionnaire Encyclopedique de la Bible, traduit du Neerlandais, Edition Brepols, Turnhout – Paris, 1960, p. 448. [6] Herve Legrand, Diacre, Dictionnaire critique de theologie, sous la direction de Jean-Yves Lacoste, PUF, Paris, 1998, pp.316-317. [7] 丁光训,“谈人类的饥饿和贫困问题”,《丁光训文集》,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第3页。 [8] 农思德(Kjell Nordstokke),《服侍圣工》,刘侃 译,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2008年,第10页。 [9] 赵紫宸,“新境对于基督教的祈响”,《赵紫宸文集》,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第51页。 上一条:另有一个心志的迦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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